原標題：張晉藩：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的重心——“民惟邦本,，本固邦寧”

　　中華民族自建立國家之日始,，經(jīng)歷了四千多年沒有中斷的歷史發(fā)展過程,。中間經(jīng)歷了無數(shù)次的王朝興廢與治亂更迭,，但始終保持著統(tǒng)一多民族的國家形態(tài)，屹立于世界文明古國之林,，這不是偶然的,。在國家治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(jīng)驗，而且得到歷代智者輾轉(zhuǎn)相承,，不斷充實提高,，成為治理國家的瑰寶,。其中，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寧”就是一項具有傳世價值的最寶貴的經(jīng)驗,。

　　夏朝建立以后,，禹為了鞏固第一個階級王朝，注意傾聽民眾的呼聲,。他制造了五種樂器,，凡是向禹講解為政之道者，擊鼓;要求行仁義之事者,，擊鐘;請求解決某種事項者，振鐸;以憂患相告者,，擊磬;以獄訟相告者,，搖鞀。禹聽到樂器的聲音,，便及時接待來訪者，史稱“五音聽治”,。[1]由于來訪者多，禹有時甚至“一饋而十起,，一沐而三捉發(fā)”。由于禹重民親民,，不僅穩(wěn)定了統(tǒng)治,，并且順利地推行了王位世襲制度,。由啟繼承王位,，但傳至第三代太康，不務德,，傷害了百姓,，失去了王位,，直到第四代少康才重新穩(wěn)定了夏朝統(tǒng)治,。“民惟邦本,，本固邦寧”的結(jié)論就是由此而來的,，并被冠以皇祖的訓誡。后世統(tǒng)治者多將其奉為治國的警世恒言,。對于今天的國家建設同樣具有歷史的借鑒意義,。

　　一、國之本在民,，無民何以為國

　　民是構(gòu)成國家的最基本的要素,，無民何以為國?

　　民之所以成為國家的構(gòu)成要素和最重要的實體，就在于民是社會物質(zhì)生產(chǎn)的承擔者,，社會由此得以延續(xù)和發(fā)展,，國家由此得以存在,，政治和思想上層建筑由此得以確立,?！胺蔡煜氯喊俟ぃ?、車,、鞼,、匏,、陶,、冶、梓,、匠，使各從事其所能”,。[2]沒有民的社會性生產(chǎn)，國家也就不復存在,。

　　民又是國家賦稅的提供者，賦稅是國家存在與發(fā)展的要素之一,，是國家活動的財政保證,。馬克思說“國家存在的經(jīng)濟體現(xiàn)就是捐稅”,。[3]從夏朝立國起,，賦稅便是民對國家的一項義務,，《史記·夏本紀》記載：“自虞夏時,，貢賦備矣?！?/p>

　　民又是國家軍隊的主要來源,，在中國古代,，“祀”與“戎”是國家大事，所謂“國之大事,，在祀與戎”。[4]沒有軍隊,，國家就失去了重要支柱,，就無法保衛(wèi)邊疆和實現(xiàn)國家對內(nèi)與對外的職能,。在中國古代,，充當軍隊不僅是民的義務,，也是民的權(quán)利,。

　　民還是國家重大工程的興建者,，無論是修筑水利工程還是修筑城池宮殿，民都是營建者,。貞觀元年,，唐太宗謂侍臣曰：“自古帝王凡有興造，必須貴順物情,。昔大禹鑿九山,，通九江，用人力極廣,，而無怨讟者,，物情所欲，而眾所共有故也,?！盵5]凡有大興土木之事，民力既是工程營建的力量來源,，也是衡量利弊的重要標準,。

　　二、重民在得民心,，得民心則國興

　　“民惟邦本”重民方略的實施,，首在于得民心。無數(shù)的史實都證明了“得民(心)者昌,，失民(心)者亡”,。自夏末代國王桀，“不務德而武傷百姓,，百姓弗堪”,。迫使百姓發(fā)出了“時日曷喪，予及汝偕亡”的憤怒吶喊,。[6]終為商朝所滅,。這可以說是民心向背決定國家興亡的第一個史例。

　　商是一個“邦畿千里”的大國,，但是卻為“小邦周”所滅,，原因就在于，商末代國王紂“重刑辟”,。實行法外極刑,，喪失了民心,，赫赫不可一世的商朝瞬間覆亡,。勝利者在驚喜之余,，深深感覺到民心的向背決定著國家的興亡。商王曾經(jīng)自恃擁有“如火如荼”的龐大軍隊,，以為周之寇傷不足道也,。不料，正是這支軍隊倒戈相向,，使紂王身死國滅,。

　　繼起的周朝的執(zhí)政者周公一再告誡他的兄弟子侄民心的重要。

　　從周公起,，大肆倡導明德,、敬德、尚德,、成德,，他宣揚商之亡在于失德，周之興在于周人有德,，所謂天只贊助有德之人,。針對商朝重刑辟、失民心,、亡國家的教訓,，提出了“明德慎罰”的治國方略，“慎罰”旨在保民,。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刑法原則和司法原則,，比如，區(qū)別用刑,，罰當其罪;罪疑從罰,、罰疑從赦;以中罰作為司法的準則，開展三刺,、三宥,、三赦的“聽于民”的司法創(chuàng)制，等等,。

　　由于周初立法體現(xiàn)了重民,、保民的精神，因此法制興帶來了國興,。周初的法制充分彰顯了中華民族所創(chuàng)造的法制文明,。以德主宰法制建設，可以說是文明古國中所僅有的,，其影響至為深遠,。

　　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,，諸侯稱雄，兼并戰(zhàn)爭連年不絕,，為了取得兼并戰(zhàn)爭的勝利,，民的價值進一步受到重視。得民者興,、失民者亡的政治現(xiàn)實豐富了“民為邦本”的思想內(nèi)涵,，如孟子提出了一個千古不朽的命題：“民為貴，社稷次之,，君為輕,。”

　　荀子進一步總結(jié)道：“用國者,，得百姓之力者富,，得百姓之死者強，得百姓之譽者榮,。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,，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?！盵7]

　　孟荀此論,，既是夏商周興衰之由的歷史性總結(jié)，也是對于國家治理的要旨——“民惟邦本,，本固邦寧”的精彩闡發(fā),。后世論者，大都仿此,，只是增加了時代的烙印而已,。

　　其實古人早就認識到：“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也,，天下之天下也”,。[8]“先王先順民心，故功名成,。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,，上世多有之矣。失民心而立功名者,，未之曾有也”,。[9]“安危榮辱之本在于主，主之本在于宗廟,，宗廟之本在于民”,。[10]

　　三、愛民富民，民安國強

　　民既為邦之本,，因此如何使本固,，繼而達到邦寧，是歷代統(tǒng)治者所關(guān)注的焦點之一,。為達此目的,，論者咸謂愛民則安，富民則強,。文王問太公曰：“原聞為國之大務,，欲使主尊人安,，為之奈何?”太公曰：“愛民而已,。”文王曰：“愛民奈何?”太公曰：“利而勿害,，成而勿敗,，生而勿殺，與而勿奪,，樂而勿苦,，喜而勿怒?！盵11]祖述文武周公的儒家學派莫不以愛人(民)作為立論與施政的基點,。孔子說“仁者愛人(民)”,，[12]荀子說“故人君者,，愛民而安，好士而榮,，兩者無一焉而亡”,。[13]實行法治的法家也同樣主張愛民。商鞅說：“法者,，所以愛民也;禮者,，所以便事也”。[14]愛民則民安,，使民無怨,，達到社會和諧的目的。

　　治理國家的實際經(jīng)驗使愛民之說不斷豐富,。三國時期吳國政治家賀邵說：“國之興也,，視民如赤子;其亡也，以民為草芥,?！盵15]明初，頗有作為的成祖說：“民者，國之根本也,。根本,，欲其安固，不可使之凋敝,。是故圣王之于百姓也,，恒保之如赤子，未食則先思其饑也,，未衣則先思其寒也,。民心欲其生也，我則有以遂之;民情惡勞也,，我則有以逸之,。……薄其稅斂而用之,，必有其節(jié),。如此則教化行而風俗美，天下勸民而民心歸,。行仁政而天下不治者,，未之有也?！盵16]他還說：“天之視聽皆因于民,，能愛人即所以得天?！泵魈鎻木耜P(guān)系闡述愛民觀點：“善治者視民猶己,，愛而勿傷;不善者征斂銖求，惟曰不足,。殊不知君民一體,，民既不能安其生，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?”[17]

　　但是愛民并不是空發(fā)議論,，而在于利民,、惠民、富民,。荀子提出：“足國之道,，節(jié)用裕民，而善臧其余,。節(jié)用以禮,，裕民以政。彼裕民,，故多余;裕民,，則民富。民富，則田肥以易;田肥以易,，則出實百倍,。上以法取焉，而下以禮節(jié)用之,?！盵18]民眾富裕，才有國家富足,。漢劉安認為：“治國有常,，而利民為本”。[19]元代陳天祥說：“國家之與百姓,，上下如同一身,，民乃國之血氣，國乃民之膚體,。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,，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,。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,。是故民富則國富，民貧則國貧,，民安則國安,，民困則國困，其理然也,?！盵20]

　　明太祖說：“善政在于養(yǎng)民，養(yǎng)民在于寬賦”,。[21]又說：“朕本農(nóng)夫,，深知民間疾苦?！盵22]“天下一家,，民猶一體。有不獲其所者,，當思所以安養(yǎng)之,。”不僅嚴禁官兵擾民,，多次下令減輕賦稅,，還“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，無告者,，月給以衣食;無所依者,，給以屋宇。”為衣食無著的貧民提供食物,、衣服和房舍,。此外，明太祖認為：“不施實惠而概言寬仁,，亦無益耳,。”提出施行仁政,，重在使百姓得到實惠,。“以朕觀之,，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,，不節(jié)用則民財竭，不省役則民力困,，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,，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。如是而曰寬仁,，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,。故養(yǎng)民者必務其本，種樹者必培其根,?！盵23]

　　歷代開明之君不僅倡導愛民，而且還實行養(yǎng)民,、利民,、富民的政策措施，使民既富,，進而帶來國強的后果,。孔子說：“百姓足,，君孰與不足?百姓不足,，君孰與足?”[24]即強調(diào)只有百姓富裕才能使國家富強。

　　法家愛民之說最后也落實到富民上,，認為富民是愛民之一端,。管仲說：“凡治國之道，必先富民,。民富則易治也,，民貧則難治也。奚以知其然也?民富則安鄉(xiāng)重家,，安鄉(xiāng)重家則敬上畏罪,，敬上畏罪則易治也,。民貧則危鄉(xiāng)輕家，危鄉(xiāng)輕家則敢陵上犯禁,，陵上犯禁則難治也,。故治國常富，而亂國常貧,。是以善為國者,，必先富民，然后治之,?！盵25]他還說：“民不足，令乃辱;民苦殃,，令不行,。”[26]

　　三國時期,，吳國著名軍事家陸遜說：“國以民為本,，強由民力，財由民出,。夫民殷國弱,、民瘠國強者，未之有也,?！盵27]唐初，以“安人寧國”為治國方策的唐太宗說：“凡事皆需務本,，國以人為本，人以衣食為本,。凡營衣食,，以不失時為本。夫不失時者,，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,。”[28]他還說：“君依于國,，國依于民,。刻民以奉君,，猶割肉以充腹,，腹?jié)M而身斃，君富而國亡,?！盵29]

　　宋朝管理地方頗有治績的劉應龍說：“民者,，邦之命脈，欲壽國脈,，必厚民生,。”[30]程頤說：“為民立君,，所以養(yǎng)之也;養(yǎng)民之道,，在愛其力。民力足,，則生養(yǎng)遂,，生養(yǎng)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。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,?！盵31]

　　古人論證富民之道，是和以農(nóng)立國的國情密切聯(lián)系在一起的,，荀子說：“輕田野之稅,，平關(guān)市之征，省商賈之數(shù),，罕興力役,，無奪農(nóng)時”。[32]

　　為了養(yǎng)民,、富民,，歷代統(tǒng)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民生立法：

　　其一，保護自然生態(tài)平衡,?！兑葜軙ご缶劢狻酚涊d：“禹之禁，春三月,，山林不登斧,，以成草木之長;夏三月，川澤不入網(wǎng)罟,，以成魚鱉之長,。”出土的云夢秦簡更以確切的資料證明了秦法對于自然生態(tài)的保護,?！肚芈伞ぬ锫伞芬?guī)定：“春二月，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(壅)堤水,。不夏月,，毋敢夜草為灰?！盵33]其意就是：春天二月,，不準到山林伐木,，不準堵塞水道。不到夏季,，不準燒草為肥料,。

　　《唐律疏議》中，此類立法所在多有：“諸部內(nèi),，有旱,、澇、霜,、雹,、蟲、蝗為害之處,，主司應言不言,，及妄言者，杖七十(律169條),?！敝T部內(nèi)田疇荒蕪者，以十分論,，一分笞三十,，一分加一等，罪止徒一年,。戶主犯者,，亦計所在荒、蕪,，五分論,，一分笞三十，一分加一等(律170條),?！薄爸T不修堤防，及修而失時者,，主司杖七十。毀害人家,，漂失財物者,，坐贓論，減五等……(律424條)”“諸失火,，及非時燒田野者笞五十……(律430條)”“諸棄毀官私器物及毀伐樹木,、莊稼者，準盜論(律442條),?！?/p>

　　以上立法著眼點和出發(fā)點是保護和發(fā)展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的需要,，立法者并沒有意識到保護自然生態(tài)平衡的意義和價值，但我們今天看來,，中華民族的先人是何等的睿智和富于遠見,。

　　其二，田土均之,，民富國強,。從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，到魯宣公十五年“初種畝”,，再到李悝“盡地力之教” 和商鞅“開阡陌封疆”令,，都是先秦有關(guān)土地的立法。漢初為了抑制土地兼并,，董仲舒首倡“限民名田,，以澹不足”[34]的主張，漢統(tǒng)治者也屢頒“限田”和“抑兼并”的詔令,。漢以后,，土地立法進一步規(guī)范化，成為中國古代法律體系的核心內(nèi)容,。最具代表性的是北朝以來至隋唐進一步制度化的,、法律化的“均田法”。根據(jù)唐《均田令》,，社會各色人等都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權(quán),。武德七年(624)頒布均田令如下：“諸丁男、中男給田一頃,，篤疾,、廢疾各給田四十畝，寡妻妾三十畝,，若為戶者加二十畝,。所授之田，十分之二為世業(yè),，八為口分,。世業(yè)之田，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,，口分則收沒官,，更以給人。狹鄉(xiāng)授田,，減寬鄉(xiāng)之半,，其地有薄厚，歲一易者,，倍授之,。寬鄉(xiāng),，三易者，不倍授,?！盵35]

　　至開元二十五年(737)，根據(jù)推行均田的經(jīng)驗,，進一步修訂頒行均田令：“諸丁男給永業(yè)田二十畝,，口分田八十畝，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,。老男,、篤疾、廢疾,、各給口分田四十畝,，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。先有永業(yè)者,，通充口分之數(shù),。黃、小,、中,、丁男女及老男、篤疾,、廢疾,、寡妻妾當戶者，各給永業(yè)田二十畝,，口分田二十畝,。應給寬鄉(xiāng)，并依所定數(shù),。若狹鄉(xiāng)新受者,，減寬鄉(xiāng)口分之半。其給口分者,，易田則倍給(寬鄉(xiāng)三易以上者,，依鄉(xiāng)法易給)?！盵36]永業(yè)田可以傳子孫,，“不在收授之限，即子孫犯除名者,，所承之地亦不追”?？诜痔?，本人死后還官,。州縣內(nèi)“受田悉足者為寬鄉(xiāng)，不足者為狹鄉(xiāng)”,。[37]

　　此外,，“諸以工商為業(yè)者，永業(yè),、口分田各減半給之,。在狹鄉(xiāng)者并不給”;[38]“道士給田三十畝，女官二十畝,，僧尼受具戒準此”;[39]“雜戶者,，依令，老免進丁受田,，依百姓例,。官戶受田，減百姓口分之半”,。[40]

　　收授田地有固定日期,，“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預校勘造簿,，歷十一月,，縣令總集應退、應受之人,，對共給授,，十二月內(nèi)畢”。[41]

　　“良口”除依法分得永業(yè),、口分田外,，還可以分得園宅地，“三口以下給一畝,，每三口加一畝,。賤口五口給一畝，每五口加一畝,，并不入永業(yè),、口分之限”。[42]

　　貴族高官可依勛爵和官品獲得永業(yè)田,?！胺补偃思皠拙簦谟罉I(yè)田”,，其具體數(shù)額是：“親王百頃,，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，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，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,，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,，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，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,，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,，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一頃，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,，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,。上柱國(武官最高勛級)三十頃，柱國二十五頃,，上護軍二十頃,，護軍十五頃，上輕車都尉十頃,，輕車都尉七頃,，上騎都尉六頃，騎都尉四頃,，驍騎尉,、飛騎尉各八十畝，云騎尉,、武騎尉各六十畝,。”[43]此外,，還有臨時賞賜的賜田,。

　　不僅如此，京都文武職事官還可以依品級分得京城百里內(nèi)不同數(shù)量的職分田,，“一品十二頃,，二品十頃，三品九頃……九品二頃”,。[44]在外諸州及都護府,、親王府官人的職分田，“二品十二頃,，三品十一頃,，四品八頃……九品二頃五十畝”。[45]

　　至于充作各級官府辦公費用的公廊田,，在京諸司由二十六頃至二頃,，在外諸司由四十頃至一頃。[46]

　　均田法是一項偉大的創(chuàng)造,，它的價值和積極作用就是：

　　第一,，作為農(nóng)業(yè)立國的國家,，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(chǎn)資料，根據(jù)《均田令》由國家將土地分配給農(nóng)民,，使廣大農(nóng)民及其他諸色人等獲得了穩(wěn)定的,、相對持久的謀生手段，從根本上解決了民生問題,。

　　第二，《均田令》所達到的積極效果是均富,，農(nóng)民不僅獲得口分田,，而且還獲得了永業(yè)田，從而刺激了他們精心經(jīng)營土地的積極性,，使豐產(chǎn)獲得保障,，在此基礎上達到富足。

　　第三,，無論官民和各色人等,，都依法獲得土地，官與民所獲土地總體上是公平,、公正的,。但是由于封建時代是以等級為特征的，所以官民分得土地的畝數(shù)是有等差的,，奴婢還可以依良丁授田,，使官僚貴族之家獲得了較多的土地。在貫徹《均田令》的過程中,，也存在著強占農(nóng)民土地的現(xiàn)象,，《唐令》明確規(guī)定：“諸親王出藩者，給地一頃作園,。若城內(nèi)無可開拓者,，于近城便給。如無官田,，取百姓地充,，其地給好地替”。[47]

　　均田法的實施確實達到了富民的效果,，史書說：“商旅野次,，無復盜賊，囹圄?？眨R牛布野,，外戶不閉,。又頻致豐稔，米斗三、四錢,。行旅自京師至于嶺表,，表山東至于滄海，皆不賚糧,，取給于路,。如山東村落,，行客經(jīng)過者，必厚加供待,，或時有贈遺,，……”[48]史書的記載難免有溢美之詞，但從中可以看到百姓的富足,，社會的和諧與安定,，以及“天下帖然”,，“人人自安”的盛世。[49]

　　由于民富,，唐朝的府庫充盈,、邊疆鞏固、國力強盛,，無論典章制度,、文化藝術(shù)都達到了成熟形態(tài),，其影響遠播海外，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強盛國家,。歷史雄辯地說明了只有民富才能國強,，只有藏富于民才是國家固本之策。清初,，唐甄特別論證了藏富于民的重要性,，他說：“夫富在編戶,，不在府庫。若編戶空虛,，雖府庫之財積如丘山,，實為貧國,，不可以為國矣?！盵50]

　　以上可見,，田土均之的法令取得了民富國強的效果，貞觀之治,、開元之治都源于均田法的實施,。安史之亂以后，藩鎮(zhèn)割據(jù),、戰(zhàn)亂頻仍,，均田制遭到嚴重破壞，民生凋敝,，唐朝隨之走上了下坡路。這從另一面證明了愛民富民,，民安國強,。戰(zhàn)國時慎子說的好：“善為國者，移謀身之心而謀國,，移富國之術(shù)而富民,，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，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,，則不勞而化理成矣”,。[51]

　　其三，輕徭薄賦,，疏民困,，利民生。捐稅是國家存在的一種形態(tài),，夏商周立國之后,，天下既定，“有稅有賦,。稅以足食,，賦以足兵”[52]。庶民是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的主要承擔者,，需要從土地收益中向官府繳納田賦,，“大率民得其九，公取其一”,，據(jù)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記載：“夏后氏五十而貢,，殷人七十而助，周人百畝而徹,，其實皆什一也,?！蔽髦芡菩惺惨粚嵨镒赓x制度，即“民耗百畝者,，徹取十畝以為賦”,。公元前594年，魯國實行《初稅畝》,，具體田賦標準是：“公田之法,，十足其一;今又履其余畝，復十取一,?！?/p>

　　秦時，農(nóng)民租種土地,，須交“泰半之賦”[53],，而徭役竟然“三十倍于古”，以致“男子力耕不足糧餉,，女子紡績不足衣服,，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，猶未足以贍其欲也,?！盵54]終于招致農(nóng)民大起義，二世而亡,。這說明賦稅的輕重關(guān)系到國家的興亡,。歷史的教訓使后來的統(tǒng)治者注重輕徭薄賦以疏民困，以利民生,，維持社會的穩(wěn)定和國家的興盛,。

　　漢高帝時實行“什五稅一”的“輕田租”政策;文帝時厲行節(jié)儉，“思安百姓”,，改為三十稅一,，強調(diào)“農(nóng)，天下之本,，民所恃以生”,，曾因勸民眾重視農(nóng)業(yè)多次下令減免“田租之半”[55];景帝以后三十稅一遂成定制，并嚴懲官吏不使百姓專心務農(nóng)的失職行為,，“吏發(fā)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,，坐臧為盜，二千石聽者,，與同罪”[56],，出現(xiàn)了文景之治的盛世，通行兩漢350余年,。

　　唐朝在均田制的基礎上實行租庸調(diào)的稅法,，凡授田者,，每丁每年向國家納粟二石或稻三解，為“租”,，亦即田賦,。每年每丁勞役二十天，閏年加兩天,，或布三尺七寸五分,，為“庸”，亦即百姓對國家應負的勞役,。每年納絹或績二丈,，加綿三兩,，不產(chǎn)絹之地交納布二丈五尺和麻三斤,，為“調(diào)”，亦即國家對家庭手工業(yè)產(chǎn)品的征課,，實為戶口稅。由此可見,，每丁每年向國家繳納的賦稅是很低的，是和均田法相適應的,，收到了疏民困,、利民生的效果,。隨著均田制的破壞，租庸調(diào)法也難以實行,，此后根據(jù)社會生產(chǎn)的實際狀況以及國家的需要,，賦稅制度不斷進行改革，如唐后期的兩稅法,，宋神宗時的青苗法,、方田均稅法,，明神宗時的“一條鞭法”。

　　白居易從種樹栽花中悟出治稅養(yǎng)民之道,，他把養(yǎng)民和種樹聯(lián)系起來,，認為養(yǎng)民之“根”，在于平均賦稅,，《東坡種花》詩中寫道：“養(yǎng)樹既如此,，養(yǎng)民亦何殊?將欲茂枝葉,，必先救根株。云何救根株?勸農(nóng)均賦租,。云何茂枝葉?省事寬刑書,。移此為郡政，庶幾氓俗蘇”[57],。這也是唐代以養(yǎng)民為本的賦稅制度之生動寫照,。

　　明代張居正提出，民是國家的根基,，民生的安危關(guān)系到國祚的短長,，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寧”,，只有安民生方能固本,，安民生亦是“長治久安之術(shù)”[58]。為此,，張居正多次上書奏請皇帝蠲除積年逋賦,，安定民心。針對時弊,，張居正更化國政,，推行“一條鞭法”，將各種賦稅“悉并為一條,，皆計畝征銀,，折辦于官”，[59]使賦稅征收程序化繁為簡,，而民眾的賦稅負擔改重趨輕,，既實現(xiàn)了國用充足，也使民力大為寬解,。

　　清康熙帝繼位后,，為鞏固國家統(tǒng)治,，自元年至四十四年(1662—1705)蠲免錢糧九千余萬兩,。特別是康熙五十二年(1713)宣布全國的賦稅額以康熙五十年為準，以后額外添丁,，不再多征,，即“盛世滋丁，永不加賦”,。[60]這既表現(xiàn)了康熙朝經(jīng)濟的發(fā)達與財富的大量積累,，同時也是一項最切實的利民之舉，刺激了人口的增長和農(nóng)業(yè)的豐穩(wěn),。雍正朝,，在“圣世滋丁,，永不加賦”的基礎上，實行攤丁入地,，廢除了行之已久的人丁稅,，進一步增加了農(nóng)民的實際收入,，成為康雍乾盛世的標志之一,。

　　以上可見，賦稅立法也是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中的重要內(nèi)容,，它是因時而變的,，一般的規(guī)律是新王朝建立伊始，為了穩(wěn)定統(tǒng)治基礎,，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,，輕徭薄賦便是此項政策的核心內(nèi)容。由此成為一個王朝復興的原因之一,。即至王朝后期多因政治腐敗,、官吏貪污,，加重了百姓的賦稅負擔,，使民不堪命,。明末之所以爆發(fā)全國性的農(nóng)民大起義，原因之一就在于在極為繁重的苛捐雜稅之外,，更加三餉加派，使民不聊生,，終于激起民變,。歷史的經(jīng)驗證明，輕徭薄賦可以疏解民困,，有利民生，使社會安定,，民富國強;反之,，橫征暴斂，使民不堪,，往往是一個王朝衰亡的重要誘因,。

　　四、富則教之,，明刑弼教

　　歷代政治家,、思想家不僅從歷史的鏡鑒中總結(jié)了重民,、富民對于國家強盛的重要性，更重視教民,，特別是在民衣食足之后,，強調(diào)富而教之?？鬃釉诨卮鹑接小凹雀灰?，又何加焉”的提問時，明確回答說：“教之”;[61]在回答子張“何謂四惡”的問題時,，將“不教而殺”視為暴虐行徑,，列入惡政之首;[62]并提出“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,，民免而無恥;道之以德,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,?！盵63]在孔子看來，民眾在解決衣食溫飽之后,，迫切需要的是進行教化,，使之明禮義、重廉恥,、遠罪惡,、知是非、近善良,、敦鄉(xiāng)里,、識大體、愛國家,，能夠自覺地進行內(nèi)省,，約束自己的行為，符合禮義廉恥的圣訓和法律的規(guī)范,，從而有利于奠定國家富強的社會基礎,。反之，富而不教,，以致為富不仁,、巧取豪奪、訛詐取利,，是足以敗壞風俗,、紊亂秩序，雖富但無助于國家富強，反而成為社會的消極因素,。管子所說：“倉廩食而知禮節(jié),，衣食足而知榮辱?！盵64]但知禮節(jié)、知榮辱不是簡單由富裕生活中自然生成的,，還需要“教”,。富民,、教民是“民惟邦本”這個鏈條上的兩個重要環(huán)節(jié)。

　　歷代對于富而教之的論述可謂多矣,?！渡袝に吹洹诽岢鰧γ竦摹熬捶笪褰獭敝f，[65]據(jù)孔穎達疏：五教即為父義,、母慈,、兄友、弟恭,、子孝?！渡袝の涑伞吩诟桧炛芪渫醯墓儠r,，也有“重民五教，惟食喪祭”之語,。[66]

　　荀子也說：“不教而誅,，則刑繁而邪不勝?！盵67]賈誼提出，“禮者禁于將然之前,，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”，“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,，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。刑罰積而民怨背,，禮義積而民和親,。”[68]

　　東漢王符提出：“人君之治，莫大于道,，莫盛于德,，莫美于教,，莫神于化?！盵69]他還說：“明王之養(yǎng)民也,，憂之勞之，教之誨之,，慎微防萌,，以斷其邪,?！盵70]他總結(jié)說：“是故上圣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?！盵71]

　　唐太宗李世民說：“朕常欲賜天下之人,，皆使富貴，今省徭賦,，不奪其時,，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，此則富矣,。敦行禮讓,，使鄉(xiāng)閭之間，少敬長,，妻敬夫,，此則貴矣?！盵72]可知富貴之意,，善于耕種以安其居則富，知曉禮儀以明教化則貴,?！案粍t教之”，也是百姓獲取富貴之道,。

　　晚清主張改良政體的思想家也以開民智為首要任務,，以構(gòu)建改良政治的群眾性基礎，康有為說：“民智愈開者,，則其國勢愈強,?！盵73]嚴復說：“貧民無富國，弱民無強國,，亂民無治國,。”[74]梁啟超說：“欲其國之安富尊榮,，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,。”又說：“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,?！盵75]

　　中國古代的法典蘊含著重德禮、慎刑罰;遵倫常,、講忠孝;重誠信、遠詐偽;重和諧,、求和睦的民族精神,。由此,，思想家提出“明刑”可以“弼教”,，也就是通過彰顯法律規(guī)范的內(nèi)容，使民了解它所蘊含的民族精神,，表明法律非以刑人為目的,，而以使民遠惡遷善為目的，達到以刑弼教,、以刑輔教的目的,。這就是為什么周初偉大的政治家、思想家周公旦強調(diào)以禮樂主宰刑罰,、使刑罰得中的重要原因。法家主張“在于使民知法,，以法為教”“以吏為師”,，[76]所以提出“法莫如顯”,，其目的也既可以使民遠離犯罪又可以借法保護其自身的權(quán)益,。商鞅說：“天下之吏民，無不知法者,，吏明知民知法令也,，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，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,。”[77]韓非子說：“一民之軌，莫如法;厲官威民,，退淫殆，止詐偽,，莫如刑,?！盵78]正是由于法具有止惡勸善的功能，并非一味以刑人為目的,，因此守法者如沐春風，違法者如履薄冰,。

　　漢儒傳承了以禮樂主宰刑罰的傳統(tǒng),，形成了德主刑輔的指導原則,，賈誼說：“禮者禁于將然之前，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,。”[79]董仲舒還借助陰陽五行之說,，大肆鼓吹“大德小刑”，以德化民,、教民,，使民不敢為非,、不觸法禁,。

　　至唐代，唐高祖李淵在制定《武德律》時指出了法律的作用就在于“禁暴懲奸,，弘風闡化,，安民立政，莫此為先,?！盵80]特別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典《唐律疏議》開宗明義便宣布“德禮為政教之本，刑罰為政教之用,，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”[81],。闡明了教化為先,，刑焉其后，明刑弼教的真諦,。著名的文學大家韓愈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,，他說：“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?！盵82]宋理學家朱熹對此做了進一步的闡發(fā),，他說：“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。德禮之效,，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,。”[83]他還說：“為政以德,，不是欲以德去為政,，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為，但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,?！盵84]清人評價唐律“一準乎禮，以禮為出入,，得古今之平”,，[85]表達了后人對于傳統(tǒng)法律所具有的教化功能的理解,。

　　明初，太祖朱元璋認為,，要達到天下大治,，應效仿圣王，以德化天下,，推行德化的同時,，“亦以五刑輔弼之”,。[86]為矯元末法紀敗壞、人不畏法,，肆意為惡的積弊,，以嚴刑治國,。他手訂的《大誥》收集了嚴刑懲治犯罪的案例,，意在教民“趨吉避兇”之道。自洪武三十年(1380)《大明律》成,，他昭告天下：“明禮以導民,，定律以繩頑,。”[87]“明禮以導民”旨在使民遵守禮的規(guī)范,，按禮行事,，提高內(nèi)省的自覺，融入“弘風闡化”綱常名教的主流,。“定律以繩頑”旨在運用法律打擊奸頑,，懲治犯罪,，以維護社會的安定與國家的綱紀。明太祖還有意識地對某些案件屈法伸情,，借以表達明刑弼教之意,。例一,，“民父以誣逮,，其子訴于刑部，法司坐以越訴,，太祖曰：‘子訴父枉,，出于至情，不可罪,?！崩坝凶臃阜?，父賄求免者,，御史欲并論父。太祖曰：‘子論死,，父救之,，情也，但論其子,，赦其父,。’”[88]例三,，“山陽民,，父得罪當杖，子請代,。上曰：‘朕為孝子屈法,。’”[89]

　　清代在承襲明代的立法思想的同時,，對政刑與禮教的目的做了經(jīng)典闡述,，并指出立法的精義在于“明刑弼教”,，《清史稿·刑法志》篇首開宗明義：“中國自書契以來，以禮教治天下,。勞之來之而政出焉,，匡之直之而刑生焉。政也,，刑也,，凡皆以維持禮教于勿替。故尚書曰：‘明于五刑,，以弼五教,。’又曰：‘士制百姓于刑之中,，以教祗德,。’古先哲王,，其制刑之精義如此,。”[90]

　　從明德慎罰到德主刑輔,，德禮為本,，刑罰為用，再到明禮導民,，定律繩頑,，是貫穿中國古代兩千余年的一個傳統(tǒng)。它產(chǎn)生于以人為本的基礎之上,，是人本主義的具體體現(xiàn),。凡是認真貫徹實施者則國興，慢而廢棄者則國亡,。這是一條歷史規(guī)律,。“以德化民”的“化”與“明刑弼教”的“教”二者具有相通性,，目的都在于“導民向善”,，使民遠離犯罪。由此形成了德法互補,、互用的法律結(jié)構(gòu)和二元的社會控制手段,，這在世界司法制度史上是少有的。

　　以德化民與以法治國是互相連接,、互補互用的,，是國家治理不可忽視的二柄。法與德的結(jié)合減少了法律的濫用，緩和了法條嚴酷的外貌,，便于民眾接受,。以德化民使民心向善，遏制了犯罪的動機,，有利于避免法繁刑酷的虐政,。德法互補互用，使道德法律化,，遵守法律的義務和遵守道德規(guī)范的義務相一致,，既止惡，而又勸善,，使“明刑弼教”的“教”落到了實處,。同時，德法互補又使法律道德化,，使法律具有穩(wěn)定性和權(quán)威性。自周初提出“明德慎罰”直到清亡,，歷時兩千余年,，一直在法制建設中實行“德主刑輔”的指導原則絕非偶然。今天在強調(diào)依法治國的同時,，又提出以德治國,，是有著充分的史鑒和現(xiàn)實施政經(jīng)驗為根據(jù)的。

　　總括上述,，“民惟邦本,，本固邦寧”，是中國古代治理國家的重心所在,，也是治國理政最重要的歷史經(jīng)驗總結(jié),。為了鞏固國本，歷代實行了一系列的重民,、愛民,、富民、養(yǎng)民,、便民等政策措施,。盡管世易時移，但其中仍有超越時空的合理的因素,。這是中華民族的古圣先賢歷經(jīng)歲月,，艱難締造的，是遺留給子孫的豐厚的遺產(chǎn),。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中國的今天,，非常需要優(yōu)秀的中華傳統(tǒng)法文化的支持，尤需借鑒國家治理方面經(jīng)過歷史錘煉的寶貴經(jīng)驗,，珍視中華民族古圣先賢給我們的賜予,。 (張晉藩 教育部2011計劃司法文明協(xié)同創(chuàng)新中心顧問,，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，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)

　　[參考文獻]

　　[1][19]淮南子·汜論訓.

　　[2]墨子·節(jié)用中.

　　[3]馬克思恩格斯全集(第1卷)[M],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,，1972：182.

　　[4]左傳·成公十三年.

　　[5]貞觀政要·論儉約.

　　[6]尚書·湯誓.

　　[7]荀子·王霸.

　　[8]呂氏春秋·孟春紀·貴公.

　　[9]呂氏春秋·季秋紀·順民.

　　[10]呂氏春秋·有始覽·務本.

　　[11]六韜.文韜.國務.

　　[12][24]論語·顏淵.

　　[13]荀子·強國.

　　[14]商君書·更法.

　　[15]三國志·吳書·賀邵傳.

　　[16]明太宗實錄.卷九二.

　　[17][23]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.卷四.

　　[18][32]荀子·富國.

　　[20]元史·陳天祥傳.

　　[21]明太祖寶訓.卷五.

　　[22]朱元璋系年要錄·洪武四年.

　　[25]管子·治國.

　　[26]管子·法法.

　　[27]三國志·吳書·陸遜傳.

　　[28]貞觀政要.卷八.務農(nóng).

　　[29]資治通鑒.卷一九二.

　　[30]宋史·劉應龍傳.

　　[31]二程文集.卷四.

　　[33]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.睡虎地秦墓竹簡[Z].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0：20.

　　[34][54]漢書·食貨志.

　　[35][36][37][38][39][40][41][42][43][44][45][46][47][日]仁井田陞. 唐令拾遺[M].栗勁,，霍存福,，等，編譯.長春：長春出版社,，1989：540-584.

　　[48]貞觀政要.卷一.政體.

　　[49]貞觀政要.卷六.奢縱.

　　[50]潛書·存言.

　　[51]慎子·逸文.

　　[52]漢書·刑法志.

　　[53]史記·淮南衡山列傳.

　　[55]漢書·文帝紀.

　　[56]漢書·景帝紀.

　　[57]全唐詩.卷四百三十四.

　　[58]張文忠公全集·請擇有司蠲逋賦以安民生疏.

　　[59]明史·食貨志.

　　[60]清世祖實錄.卷二百九十四.

　　[61]論語·子路.

　　[62]論語·堯曰.

　　[63]論語·為政.

　　[64]管子·牧民.

　　[65][66](清)阮文?？?十三經(jīng)注疏[M].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：130,，185.

　　[67]荀子·富國.

　　[68][79]漢書·賈誼傳.

　　[69][71]潛夫論·德化.

　　[70]潛夫論·浮侈.

　　[72]貞觀政要·論務農(nóng).

　　[73]日本變政考.

　　[74]嚴復.嚴侯官文集·原強[M].徐錫麟,，校.作新譯書局，光緒二十九年版,，51,，52.

　　[75]梁啟超.新民說[M].沈陽：遼寧人民出版社，1994：2.

　　[76]韓非子·五蠹.

　　[77]商君書·定分.

　　[78]韓非子·有度.

　　[80]舊唐書·刑法志.

　　[81]唐律疏議·名例律.

　　[82]潮州請置鄉(xiāng)校碟.

　　[83]論語集注."為政".

　　[84]朱子語類.卷二三.

　　[85]四庫全書總目提要.

　　[86]明太祖文集·心經(jīng)序.

　　[87]明實錄.卷一百六.

　　[88]明史·刑法志(一).

　　[89]明史紀事本末.卷一四.開國規(guī)模.

　　[90]清史稿·刑法志.

　　來源：《國家行政學院學報》2017年第4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