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是文化田園里的一位農耕夫，他的學術成就為海內外同知共仰，他的治學精神值得永世傳承,！

       2014年金秋,，97歲的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榮獲“全球華人國學獎終身成就獎”。

       組委會在給饒宗頤先生的頒獎詞中稱,，“他出身書香名門,，自學而成一代宗師。其茹古涵今之學,，上及夏商,，下至明清，經史子集,，詩詞歌賦,，書畫金石，無一不精,；其貫通中西之學,，則甲骨敦煌，梵文巴利,，希臘楔形,，楚漢簡帛無一不曉。人謂‘業(yè)精六學,，才備九能,，已臻化境’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饒宗頤先生是中華文化的一座高峰。他的學術成就為海內外同知共仰,，他的治學精神更值得永世傳承,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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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饒宗頤先生曾以“辛苦待舂鋤”來評價他的學術生涯，謙虛地把自己比作文化田園里的農耕夫,。

       他雖然出身富裕之家,，卻絲毫未染紈绔子弟的浮夸氣，在父親遺留下來的龐大財產與大批書籍之間,，毅然選擇了專志于學,。

       3歲讀杜甫《春夜喜雨》和周敦頤的《愛蓮說》；6歲開始練書法,、學國畫,；9歲已能閱讀《通鑒綱目》等古籍；10歲便能誦《史記》篇什,，歷閱佛典經史和古代詩詞曲賦,；16歲已經出口成詩……

       饒宗頤先生就是這樣,，懷著對中華文化的敬重和熱愛，青燈黃卷,，皓首窮經,。

       他的治學領域包括甲骨學、簡帛學,、經學,、禮樂、宗教學,、歷史學,、中外關系史、敦煌學,、潮州學,、目錄學、藝術學,、文學,、詩詞學、楚辭學14個門類,。在時間跨度上,，從史前上古到明清；規(guī)模格局之宏大,，在近百年學術史上都屈指可數(shù),。

       2

       饒宗頤先生說：在治學上我主張用“忍”的工夫，忍是要靠耐力去支持,，能夠忍受一切困難,，才能作持久戰(zhàn)。沒有“安忍”,，便不能“精進”,，沒有“澄心”，便不能凝神向學,。有些人問我如何去做學問,，何以對治學能堅韌不拔？我謹以上述數(shù)句作為回答,。

       饒宗頤先生的學問自成體系,，不僅求精、求大,、求正，而且長于開風氣,、出奇兵,，在許多陌生的領域開荒播種,，在許多新鮮的材料中著人先鞭。

       他率先編著詞學目錄,、楚辭書錄,；率先研究楚辭新資料《唐勒賦》；率先把印度河谷圖形文字介紹到中國,；率先編著《殷代貞卜人物通考》……

       他首次輯《全明詞》,；首次研究敦煌白畫；首次提出六祖出生地（新州）,；首次將《盤古圖》的年代推到東漢,；首次利用日本石刻證明中日書法交流源自唐代；首次提出“楚文化”“吳越文化”作為學科名,；首次提出“海上絲綢之路”之概念……

       他是研究《日書》之第一人,；研究敦煌本《老子想爾注》之第一人；利用《太清金液神丹經》講南海地理之第一人,；利用中國文獻補緬甸史之第一人,；講詞與畫關系之第一人；講中國藝術史上墨竹刻石之第一人,；講《太平經》與《說文解字》關系之第一人……

       饒宗頤先生在學術研究上的開拓成果,，已成為當今國際漢學界的一個奇觀和寶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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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饒宗頤先生通曉英,、法,、德、日等多國語言文字,。其中梵文,、古巴比倫楔形文字，在其本國亦少有人精通,，而饒宗頤先生是一個學方塊字的中國人,，卻能通乎異國“天書”。

       他游學四海,，先后到日本,、法國、德國,、印度等地研究講學,，足跡所至，五洲歷其四,。

       1962年,，因饒宗頤先生在甲骨學方面的杰出貢獻，法國法蘭西學院授予他“儒蓮獎”。這個獎項在漢學界非常有名,，被稱為“國際漢學界的諾貝爾獎”,。

       1963年，饒宗頤先生受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之聘,，考察印度南北,，歸途游錫蘭、緬甸,、泰國,、柬埔寨，尋幽搜秘,，有詩集《佛國集》記其游蹤,。

       1968年，饒宗頤先生被新加坡大學聘為首位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,，歷時5年,。期間他曾到美國耶魯大學、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講學,。

       饒宗頤先生的文化世界具有自信,、自足、圓融,、和諧的特點,。在他看來，東方與西方沒有鴻溝,，古代與現(xiàn)代沒有裂罅,。在21世紀的“東學西漸”史中，他是開風氣的宗師,，學術界稱他為“國際矚目的漢學泰斗”,、“整個亞洲文化的驕傲”。

       4

       1973年中秋,，饒宗頤先生舉家離開新加坡返回香港,，被香港中文大學聘為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。

       饒宗頤先生退休后并未離開教席,，繼續(xù)在香港大學,、香港中文大學和澳門東亞大學擔任榮譽教職，并培養(yǎng)研究生,。即使是在古稀之年,，他仍在諸多領域中不斷地開拓創(chuàng)新，孜孜不倦,。其學術活動更加汪洋恣肆,，所涉各個領域更加揮灑自如,。

       1990年，年過70的饒宗頤先生出版了《中印文化關系史論集——悉曇學緒論》,、《詞學秘笈之一——李衛(wèi)公望江南》及《敦煌琵琶譜》3部著作,。尤其是最后一部，匯集了他自1987年以后所作的《敦煌琵琶譜與舞譜之關系》等10篇重要論文,，是他在敦煌學研究上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就。

       1991年,，饒宗頤先生又出版了中國文學史論集《文轍》,，收入了他研究楚辭、戰(zhàn)國文學,、漢賦,、文心雕龍及唐詩、宋詞的論文共60篇,。

       饒宗頤先生還特別關注漢字發(fā)展的歷史,，《符號·初文與字母——漢字樹》是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。書中利用考古發(fā)現(xiàn)的陶符和圖形文,，融會民族學的若干數(shù)據(jù),，從多角度追溯漢字演化的軌跡，提出了具有原創(chuàng)性的字母出自古陶文的“字母學假說”,，成為比較古文字學一個極其重要的命題,。

       饒宗頤先生為了甲骨文研究的便利，早年做了很多基礎性的工作,，晚年又主持編撰了《甲骨文通檢》,。該書是一部大型的甲骨文分類索引，他于每冊均撰有長篇的“前言”,，闡述與各分冊相關的甲骨學問題,，每類幾乎都有新的發(fā)現(xiàn)和研究心得。

       在敦煌學研究領域,，饒宗頤先生也有許多獨專成果,，除研究敦煌道教文獻的開創(chuàng)之作《老子想爾注校箋》與填補了敦煌畫研究中重視壁畫、絹畫而忽略遺書紙畫缺陷的《敦煌白畫》等外,，尚有研究敦煌曲子詞和敦煌樂譜的先驅之作《敦煌曲》與《敦煌琵琶譜讀記》,；研究敦煌寫卷書法最為完整系統(tǒng)的著作《敦煌書法叢刊》等。

       饒宗頤先生還以自己淵博的國學知識,，對于國內出土的各種文獻材料進行釋讀,，且總能有所創(chuàng)見。他根據(jù)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和相關歷史記載,，撰寫了《西南文化創(chuàng)世紀：殷代龍蜀部族地理三星堆,、金沙文化》一書，將“人方”釋為“夷方”，定位在現(xiàn)今陜西及西南一帶,，大大地超出以往研究的地理范圍,，這不但極大地擴大了殷商時代的版圖，而且對于西南地區(qū)的開發(fā)年代和文明程度也有極其重要的研究價值,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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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饒宗頤先生畢生“舂鋤”不言休,，成就了中國文化史的一個奇跡。

       他的主要學術論著已整理結集成14卷20大冊,，于2009年9月以《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》為名,，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。該文集幾乎涵蓋國學研究的所有領域,，是20世紀國學研究的一座豐碑,。

       2011年10月19日, 經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批準，一顆南京紫金山天文臺發(fā)現(xiàn)編號為10017號小行星,，正式命名為“饒宗頤星”,。

       自此，這位百科全書式學者的名字,，進入了宇宙星空,，與日月交相輝映！（嚴海建）